但是，个人数据只是隐去可识别个人的属性标签，且作为漂流资源，个人数据可以无须生成者同意而便捷地随机流动并在此过程中实现数据更新和扩增，这就意味着对个人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可以呈现愈益全面、精细、动态的群体性、区域性全息画像，直接关涉不特定公众的生活安宁、社会秩序与公共安全。
[25] 参见[苏]科托克：《苏联行政法概论》，萨大为译，人民出版社1951年版，第52、58-61页。1989年，共出版行政法著作26本，其中的代表有罗豪才主编的《行政法学》与张焕光和胡建淼的《行政法学原理》。
但该书也出现了行政立法的概念，大致是指行政机关依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制定行政管理法规的活动。1989年7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豪才主编的《行政法学》，这是第二本司法部组织统一编写的教材（高等学校法学试用教材），该书也经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编审。对于法规上的用语，不可拘泥于文字，应当考察规定的内容以决定其性质。其中的代表是应松年和朱维究编著的《行政法学总论》与姜明安的《行政法概论》。二、行政法学的知识来源从1980年代行政法学者的学习经历和著作中可以看出，行政法学知识的外来资源是十分有限的，主要学习的是新中国初期引入的苏联行政法学和民国行政法学以及部分民国行政法学的延续作品。
1989年，龚祥瑞主编的《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在行政责任法章之下设行政处罚责任一节，与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行政损害责任）、公务员的法律责任（行政处分责任）相并列，显示了另一种行政处罚体系定位的可能性。该书分为两个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管理法规目录选与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行政管理法规目录选。借助数字信息巨头的推动，全球舆论呈现出议题上的统一和时空上的同步。
随着针对CDA第230条的质疑逐渐增多，美国也多次表示拟将法律修订提上日程，但均因监管措施存在言论自由的违宪争议而难以获得实质性进展。网络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日渐式微，议程设置、社会整合、价值观影响的能力减弱，算法技术作为信息筛选的工具，这些都使公共舆论的生成更加复杂。（二）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全球实践为应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的一系列乱象，各国开始探寻表达自由权利的保护与规制之间的平衡道路。一方面，欧盟及其成员国的监管措施和高额处罚将倒逼美国头部平台企业强化自我规制，自发设置内容审核门槛。
除社交媒体、网络视频、网络新闻等信息平台以外，网络直播、网络购物、网络支付、旅游分发等平台也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媒介，信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无所不及。平台的天然逐利性、算法的无序化发展，使信息市场劣币驱逐良币，造成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
另一方面，对于遭受平台处罚的用户而言，由于与平台间的信息不对称、权力差距悬殊，更难以获得救济。一些部门基于事后因循守旧的问题导向行事，而非从舆论引导、话语传播的规则导向或战略导向出发。党的二十大则站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的政治高度，既为推进网络信息、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提供指引，也强调网络生态规范和个人权利、国家安全保障的重要意义。在西方话语霸权加持下，海量信息的风暴常常夹杂非理性狂热情绪席卷全球，通过潜滋暗长、潜移默化的事实歪曲和价值观渗透，裹挟一国民众的判断和认知，以实现政治操弄、党同伐异的目的。
例如，追星风潮催生的饭圈，看似是局限于小圈子的群体，实则具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在这样上传下达的流程中，平台也只能是机械的指令执行工具，造成政府、平台、公众等多元主体之间难以达成实质性的对话沟通。第三，畅通救济渠道，提高平台内部投诉申诉机制的交互性和透明度。尤其严重的是，未成年人前所未有地暴露在不安全的信息环境之中。
增强正确信息、权威信息、优质信息的及时发布与供给，将有助于正向内容发挥灯塔效应，在互联网信息舆论的海洋中照亮黑暗。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通过设置负面清单来对互联网信息内容进行监管，并根据本国实际修订和完善清单，使之成为行业基准、行为规范与社会底线，限制网络犯罪、恐怖主义、仇恨言论、儿童色情等信息的传播。
一味放任每一个人自由表达，会使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没有能力或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还可能使他们遭受歧视性言论，甚至对他们的人格尊严造成伤害，导致他们退出公共辩论舞台，这就是欧文·费斯所称的言论自由的沉寂化效应。1.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域外实践在互联网发展之初，西方国家曾奉行网络中立和自由主义，对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采取放任态度。
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舆情回应，不仅要采取更迅速敏捷的方式，防止舆论激化加剧群体对立和减损公信力，而且要具备更高的艺术和技巧，通过全媒体联动来先声夺人、充分论证、扩大共识、消解疑虑。信息内容自上而下的流动模式已成往昔，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格局发生颠覆性重构我们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保障公民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基本政治权利，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环境等各方面权利，不断提升人权法治化保障水平。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它调整的是现代主权国家与主权国家公民之间的基础性法律关系。现行宪法中所规定的公民各项基本权利以及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除了通过宪法自身的运行机制来加强国家机关对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的保障功能之外，通过享有国家立法权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大量专门的保护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得以实现的法律，也是现行宪法施行四十多年来我国人权法治保障的最重要的亮点。立法机关可以把宪法上的各项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详细地规定到法律条文中，执法机关可以在行使职权时采取必要措施为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和人权的有效实现创造必要的条件，只有司法才能筑牢保障人权法律制度的最后防线。
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法治是人权最有效的保障。
②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载《人民日报》2022年12月20日，第1版。现行宪法不同于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最突出的亮点，就是在国家机构所行使的国家权力和公民依据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间建立了科学和合理的制度上的逻辑联系，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国家机构之前。
宪法上的权利不能停留在宪法文本的纸面上，必须要在实际生活中通过保障人权的各种实践活动来加以具体实现。一、人权入宪奠定了现行宪法依法保障人权的根本法基础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宪法，是社会主义宪法。
人权概念入宪，其制度意义在于人权概念的内涵超越了现行宪法所确立的公民的基本权利的主体和内容，把国际社会普遍公认且我国已经批准和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中的普遍意义上的人权保护理念引入我国宪法中，按照条约必须信守原则和我国政府在已经批准的国际人权公约下所承担的条约义务，扩大了国家和政府在保护宪法所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的宪法职责和宪法义务的范围，将受宪法基本权利保护的对象按照相关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合理地延伸到公民以外的非公民。来源：《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与实践》专刊2023年第10期（《民主与法制》周刊2023年第47期）。列宁曾经说过，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法律本来应该具有定分止争的功能，司法审判本来应该具有终局性的作用，如果司法不公、人心不服，这些功能就难以实现。
这就意味着在宪法文本框架内，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相对于国家机构来说具有更加突出的宪法价值。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有助于加强人权法治保障领域的国际合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所强调的：坚持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健全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这种文本结构的安排体现了国家机构是后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产生。
同时，有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司法活动赋予公民个人充分利用司法程序来阐述自身人权受到具体损害和侵害的事实，可以通过司法审判来澄清公民在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人权方面实现的状况、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同时通过审判活动可以为人权受到损害或侵害的公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救济。
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主权国家因为具有一定数量与其有固定法律联系的公民而存在，故主权国家必须向自己的公民承诺保障基本权利，并通过作为根本法的宪法条文肯定下来，作为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宪法义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公正司法。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才能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如果不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人民群众就不会相信政法机关，从而也不会相信党和政府。因此，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与主权国家的宪法逻辑关联度来看，应当是宪法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在先，规定国家机构在后。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坚持把尊重和保障人权作为治国理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宪法要反映人民当家作主的要求，必须要把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放在首要的位置。
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最根本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只有宪法中所规定的各项公民基本权利全面和系统地涵盖了人权的所有领域和各个方面，只有从立法、执法、司法等不同的角度来有效实施宪法关于人权保障的各项规定、原则和精神，才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有序推进我国人权事业健康发展。
